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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史与论的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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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与论的问题,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。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来,冲破禁区,砸
烂藩篱,史学家独立思考,敢想敢说,史学界呈现出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
大好局面。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,我们都应当爱护并珍惜之。当前我感到有一个重大的理论
问题,即史与论的问题应该重新深入地展开讨论。只有这一问题讨论清楚了,才能使史学家进一步
地解放思想,并从新的视角去观察旧的史料,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的结论。
    一  历史的回顾
    解放初期。此时的史学界存在着一种“重史轻论”的倾向。史,即历史资料,简称史料;论,
即马克思主义理论。当时不少史学家沉醉于浩瀚史料的开掘与爬梳之中,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
习和研究却不感兴趣。针对这一情况,史学界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有益的批判。这一批判,
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,从而也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的研究。这一时期的史学
研究百花齐放,硕果累累。
    大跃进时期。这一时期,“以论带史”的口号甚嚣尘上。所谓“以论带史”,其实就是“以论
代史”。因为从实践看,当时所发表的论著,就是用历史事实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证、作注。
关于“以论带史”,李时岳先生认为:“历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给‘史’贴上‘论’的标签,
或者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材料,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。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现成公式来
处理,再也不需要花什么气力对‘史’作进一步的研究。‘论’既是出发点,又是终结。这样‘带
动’的结果,自然只能是‘代替’。‘以论带史’在实践中表现为‘以论代史’是势所必然的。”
[李时岳:《回顾解放以来在史与论关系问题上的斗争》]这个分析是十分中肯的。这一漂亮的口号
给史学界造成了沉重的灾难。
    60年代初期。作为“以论带史”[ “以论代史”] 口号的反动,在此时提出了“论从史出”的
口号。这一口号所强调的是,研究历史问题,必须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。“论”不是研究的起点,
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。从这点看,这一口号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。但它也有其不足。李时岳先生指
出:“作为指导性的口号,‘论从史出’有其潜在的弱点,这个口号鲜明地表述了在史与论关系问
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,但没有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史与论的辨证关系。”“由‘论从史出’所派生的
‘先史后论’的口号,便把原来潜在的弱点暴露出来、突出出来了。如果说,一切结论都产生在研
究的后头,这是对的;但如果说,在研究的时候不需要理论的指导  ,这就错了。”[ 同上] 实践
证明,研究历史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,或一事无成,或误入歧途。
    文革时期。戚本禹之流大搞影射史学。他们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宰割和剪裁的东西,为其篡党
夺权制造舆论。“影射史学把‘以论带史’的肿瘤发展成为致命的癌症,葬送了历史科学。”[ 同
上]
    改革开放时期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中国史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史学园地姹紫嫣
红,百花争艳。史学界的繁荣景象是与其遵循的口号紧密相关的。这一时期史学界遵循的口号是
“史论结合”。对这一口号,史学家似无疑义。何谓“史论结合”?李时岳先生作出了经典阐释:
“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,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,检验、充实、修正和发展理论认识,
新的理论认识又指导对新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,再从新的历史事实中引出新的结论,如此循环往复
以至无穷,历史认识从而不断深化,这就是史与论的全部关系。”[ 同上] 这一阐释是准确的、全
面的和辨证的,因而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。那么,我们在实行这一口号时,是否全无问题了呢?
也不是。依我不成熟的看法,问题仍然存在,有的还很严重,个别的似乎已成痼疾。
    二  存在的问题
    我所说的问题,不是口号本身的问题。口号本身无问题。而是在实施口号的过程中存在问题。
我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例加以说明。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,如何看待、选择、运用史料就存在问
题。这里我首先要申明,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太平天国,这是毫无疑义的。对此,我是
完全赞同,也是身体力行的。同时,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,这也是毫无疑义
的。问题在于,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,应该对于新鲜、丰富、复杂、多变的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给
予历史的辨证的解释。这个解释应该是令人信服的。可是,我们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,在运用史
料上却往往采取了各取所需、为我所用的作法。
    大体有以下 3  种情况。
    [ 一] 视而不见法。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省力的方法。我们的理由很简单,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
农民起义,而农民起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,故太平天国就应该予以肯定。既然应该肯定,那么历史
资料中所有不利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记载就都应一律舍弃。舍弃的理由很简单。由于所有的记载
都是知识分子作的,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当然只能是属于地主阶级的,不利于太平天国的记载当然是
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诬蔑,舍弃它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?
   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的“序言”说:“太平天国革命的当时或稍后,记载太平天国革命事迹的书
籍很多,我们收录了55种。在这55种里边,也可以说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类资料里边,不诬蔑太平
天国者只有《镜山野史》一种……其他各种书籍都出于反动地主阶级之手,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尽力
诬蔑。”“这50  多种出于地主阶级之手的资料,我们一字不改,都保存着原型。这些记载是歪曲
史实的。”[ 《太平天国》丛刊  一] 关于视而不见法,我只举一例加以说明。太平军在军纪松弛
或极端困难时,也有过抢劫行为。他们自称为“打先锋”。《贼情汇纂》说:“贼讳虏劫之名,曰
‘打先锋’。”“打先锋”在以上55种书籍中很多都有记载。如《遭乱纪略》说:“时匪已据丹阳,
常雇附近农夫,向山北虏掠,夜半至名为‘出黑队’,清晨至名为‘打先锋’。吾村向来贸易者多,
力田者少。耕田凿井,全仗丹阳农夫作雇工。故村之虚实,工所素知。工指身村为殷实,故往来搜
索甚于邻村。或一月一次,或一月数次。不问衣粮什物家伙,匪取十之三,夫取十之七。十室九空,
囊括殆尽,得利则满载而归,失利则焚烧屋宇。故[ 咸丰] 十一年往来百有余次,焚毁千有余间。
村中光景,破碎不堪。”这是一位知识分子记载的他所在的村庄所遭受的掳掠的情况。打先锋的记
载不是个别的。即使上举“不诬蔑太平天国”的《镜山野史》亦称:“又看粤王[ 指洪秀全] 声势,
动辄掳掠为主,毫无王者之举动,全非霸者之经营。不过争地杀人盈野,争城杀人盈城。呈一时之
强悍,乱我清代之疆场。”可见,此君也是不满太平天国的。掳掠是太平天国后勤补给手段之一。
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不应该采取视而不见的不承认主义,而一律把它们视为反动地主阶级的造谣
诬蔑。我们应该正视这一历史事实,并给予历史唯物论的阐释。然而,在现行的太平天国的有关著
作中,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“打先锋”的论述。一般的都是避而不谈。我认为,这是关于史与论的
关系的一个误区。

 [ 二] 无限拔高法。对于拜上帝教的评价就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拜上帝教是洪秀全独创的宗教。
这个宗教在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其作用是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。不可否认,它
有革命性的一面,而且是主导的一面。但是,同样不可否认的,它也有落后性的一面,且是不应忽
视的一面。但在前一时期,我们对其革命性的一面,评价过高,有拔高之嫌。而对其落后性的一面,
则语焉不详。我们的潜意识里,仍然是害怕有人认为我们对农民起义不恭。其实,农民起义就是农
民起义,它不是无产阶级革命。它必然刻印着那个时代固有的烙印,否则就是怪事了。我们不能把
农民起义类比为无产阶级革命。我这样说,有人会反唇相讥:“谁这样类比了?”我可以正面回答:
“我就是其中之一,你也在劫难逃。”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。我现在认为拜上帝教其实
就是一个非正统的宗教,而不是正教。它只承认独一真神皇上帝,而斥其他偶像为邪神。《十款天
条》称:“第一条,崇拜皇上帝;第二条,不好拜邪神。”既如此,便对其他一切宗教,如儒、释、
道等,都采取一律打倒的方针。这样就造成了在中国的长江南北,甚至黄河以北,对儒、释、道的
文物古迹及古代典籍的灾难性的巨大破坏。这个破坏的程度,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可以
毫不夸张地说,在中国近现代史上,对文物古迹和古代典籍破坏最严重的,一个是太平天国革命,
一个是文化大革命。而太平天国革命的破坏,请注意,则是由于崇信拜上帝教造成的。道观、佛寺、
学堂、书楼、戏台等,集古代宗教、建筑、雕塑、神话、民俗、绘画、典藏于一体,是老祖宗为我
们留下的无价之宝。而太平军所到之处,悉行焚毁。这种恶行,在当时便遭到了人们的普遍反对。
此其一。正由于强迫人们崇信这个莫名其妙的宗教,同时还要发放天条书“人各一本”,“朝夕诵
读”,“如入教期逾21日,犹不能熟记者,斩首”。此外,还要作礼拜,听讲道理。此其二。这一
切的一切,都完全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传统,也必然遭致人们的厌弃。拜上帝教的所作所
为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,人民群众也必然要唾弃它。总之,我认为,是拜上帝教这个宗教葬送了
太平天国革命。可以这样说,兴也拜上帝教,亡也拜上帝教。无限拔高,也是史与论关系的一个误
区。
    [ 三] 曲意美化法。历史事实本来不是那么回事,但是为了符合某种理念的需要,便有意无意
地对史实加以曲解,如果关涉农民起义,则往往是给予美化。如罗尔纲先生撰《太平天国的妇女》
一文,内有“妇女参加劳动”一节称:“妇女的足解放了,她们就去参加各种劳动。她们的劳动是
有组织的有领导的集体劳动。”“中国封建社会要把妇女们关在家中,太平天国却把她们解放出来,
解放缠足,参加社会劳动。”在这里,罗尔纲先生认为,当时妇女参加的“负煤、荷砖、运土、开
沟、浚濠、送竹签子、割麦子、割稻等工作”,都是对妇女的一种“解放”。其实历来劳动有两种,
一种是自觉劳动,一种是被迫劳动。被人看管着的无人身自由且无任何报酬的劳动,实质是奴隶劳
动。而太平天国妇女所从事的劳动,正是这种奴隶劳动。罗老引用了《贼情汇纂》上的一段话:
“其善女红者分入锈锦营,置指挥以下官领之。馀悉令解足,任荷砖、开沟、浚濠、运土诸役,俱
立官以督工。”这段话后面还有话,只是引者没有往下引。这就造成了对原文的阉割,从而,也达
到了引者引用此文的目的。下面的原文是:“俱立官以督工。不中程者,鞭挞随之。其显秩悉授广
西妇女,次则湖南湖北,期间需索刑迫,千态万状。自癸丑五月后,每人给米四两,惟许食粥,违
者立斩。其总制、军帅诸伪官复从而减克之,妇女不堪其苦,前后死者无数。”每人每天给米四两,
当官的还要克扣,只喝粥也不够,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,完不成任务,就要遭受鞭挞,甚至
“立斩”。这那里是什么解放,这分明是一种奴役。这些妇女所遭受的是猪狗不如的非人的奴隶待
遇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。可是,我们的历史学者竟然不顾历史真相,而只从某种绝对的理念出
发,对历史资料随意取舍,并由此得出了先入为主的结论。罗老可能认为此书的作者张德坚是反动
的地主阶级分子,上述说法是地主阶级分子的诬蔑。但是,《贼情汇纂》一书,乃研究太平天国史
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之一。除个别之处外,其所述多为信史。此其一。其二,在有关太平天
国的记述中,妇女被迫劳动的笔墨亦有多处,并不是孤证。我认为,其记载是可信的。罗老是太平
天国史研究的权威,著述等身。也许太热爱太平天国了,因此在某些点上就评价过高了。在那个年
代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在此提出曲意美化的问题,不是要否定太平天国。太平天国是谁也否定不
了的。我的目的在于,我们历史学者应该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给予辨证唯物论的解释,不能断章
取义,随意为之。其实,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,太平天国的失误大于成功。建立姊妹馆这个大胆尝
试,打破社会赖以生存的细胞——家庭,强迫人们集中起来,过一种类似于集中营式的生活。妇女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奴隶的。这一举动,大大地脱离了人民。太平天国的失败亦与此密切相关
    。
    三,解决的方法
    别无他法,还是要坚持“史论结合”
    。
    [ 一] 加强理论学习。就是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,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论。我们要掌
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,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,而不是某些现成的条条框框。我们
研究历史的目的,不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现成的条条框框作注、作解,不是的。而是为了对
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给予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阐释,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这一点至关重要。马克思
主义是鲜活的理论,而不是僵死的教条。研究历史,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走进死胡同。只有
真正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,才能走出研究的误区。
    [ 二] 要有理论勇气。有时对某些历史事实,不是没有看到,而是缺乏理论勇气。现在有了非
常好的学术研究的社会氛围。我们必须打破自己头脑里多年形成的尚没有意识到的禁区,鼓起理论
勇气,调动理论思维,更加深入地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。
    [ 三] 尊重历史事实。正视历史事实,尊重历史事实,深思历史事实,而不是轻视历史事实,
阉割历史事实,曲解历史事实。我们过去也是这样说的,但在某些方面却不是这样作的。有的时候,
某些先验的理念作为某种定式深入骨髓,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就拿太平天国来说,我们有意无意、
自觉不自觉地把太平军想象成了人民解放军,甚至有时下意识地把太平天国比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因此,太平军就被美化成了如人民解放军般的秋毫无犯的军纪严明的军队,太平天国就被描绘成了
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似的人间天堂。这怎么可能呢?其实,翻开史册,太平天国的不尽如人意的历史
现象触目皆是。我们既不应该视而不见,也不应该无限拔高,更不应该曲意美化。而应该实事求是,
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
    [ 四] 运用考证方法。对于某些历史资料既不能轻易相信,也不能轻率否定,而应慎重对待。
这时考证的方法就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我们还是要学习一点考证方法,以免随意为之。
    [ 五] 实施辩证思维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,对历史事实慎重辨析,仔细
考量,再上升到关于该问题的理论。然后,再用此理论去检验有关的历史事实,看其是否合乎历史
实际。这样多次反复,实施真正的辩证思维,就可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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